信任的堤坝，在一次次的“有效帮助”和“精准理解”下，被一点点侵蚀。他开始觉得，自己之前的警惕和恐惧，或许真的只是源于自己的敏感和多疑。江砚，或许真的只是想帮他。
随着咨询的深入，谢言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些是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哪些是江砚潜移默化植入他脑海的“认知”。
一次咨询中，当谢言提到最近偶尔还是会感到莫名的焦虑时，江砚没有直接给出缓解方法，而是抛出了一个引导性的问题：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种焦虑可能不完全来自外部压力？”他声音平稳，目光透过镜片落在谢言身上，“或许，它更像是一种生理性的预警？就像感冒前的喉咙发痒。”
“我们的情绪和身体是紧密相连的，”江砚继续用他那富有说服力的语调阐述，“持续的紧张状态会改变神经递质的平衡。有时候，我们需要更精确的工具来解读身体的信号，而不是单纯依靠模糊的主观感受。”
他边说边看似无意地打开了桌面上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是一些复杂的脑波图和生理数据图表。谢言看不懂那些曲线和数字，但那种“科学性”的呈现方式，无形中增加了话语的分量。
“当然，这只是学术上的一种探讨。”江砚适时地合上文件夹，语气轻松了些，“你目前的状况已经改善很多了。”
然而，那颗名为“生理性异常”的种子，已经悄无声息地种在了谢言心里。他开始不自觉地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，将每一次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都视为某种“异常”的证据。越是关注，就越是能“发现”问题。
与此同时，江砚开始更频繁地提及他正在进行的某项“前沿研究”，关于如何通过精准的生理反馈训练，帮助个体实现情绪的“稳态调节”。他偶尔会让谢言尝试一些简单的、非侵入性的监测设备，美其名曰“收集正常状态下的基线数据用于对比”。
“只是作为参考，”江砚总是这样强调，“帮助你更客观地了解自己。”
谢言没有拒绝。一方面，他确实被那种“科学解决情绪问题”的可能性所吸引。另一方面，他对江砚的信任和依赖与日俱增。他甚至开始觉得，能参与这样的“研究”，是自己的一种“幸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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